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——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

[2]2017年3月，全国人大代表吴晓灵、周学东等其他45位全国人大代表向两会提交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（草案）》，在第18条中，该草案规定了信息删除权：在法定或约定事由出现时，个人信息权人得以请求信息处理主体无条件删除其个人信息。

但是行政协议又是基于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双方合意而产生的，在举证责任分配、证明标准等证据规则方面，应该与其他由行政机关单方意志决定的行政行为有所区别。行政协议效力本身的法律适用才是行政协议纠纷的要害。

但在特殊情形下，即在被告违法单方变更、解除行政协议时，法院作出履行判决的同时，应作出补救判决要求被告撤销单方变更、解除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，以恢复原协议的效力。有学者认为，行政协议案件可分为优益权类争议案件和自治争议案件两类。[38] 陈思融：《论行政协议诉讼各类判决方式之关系》，《政治与法律》2017年第8期。就纵向上的问题而言，引起行政协议纠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行政诉讼法不将行政体系内部的行政争议纳入司法审查，因此内部行政协议不能纳入受案范围。

其次，具备抽象性的战略协议应被排除。例如《宪法》第13条对征收征用公民的私有财产作了规定，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。[40]梁启超：论译书，载《时务报》1897年第27期，第15页。

[23]康有为的弟子欧榘甲阐发了两者的区别，政者，宪法也，刑者，律例也，盖吾以从诸教之民皆一例视之，皆有宪法以安之，而所以待诸教之民皆一体治之，皆有律例以定之。而前述引文描述的是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的事情，这意味着康有为编译完成《日本变政考》的时间是公历的1897年1月。[38] 3.康同文 康同文是广东南海人，字介甫，与康有为同乡同姓，与康有为的子女同辈，和韩文举同为《东亚报》撰稿人，而韩文举乃是康门十大弟子之一。不过，康有为视《春秋》为中国古代的宪法，注意将舶来的宪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，兼顾文化的开放性和主体性。

(3)长沙《湘学报》第16期，标题为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，刊行时间为1898年3月20日。而此时康有为有关宪法的表述多且系统，在宪法制度的认识程度上远远超越了郑观应。

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韩大元教授、尤陈俊副教授、宪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孙如意和匿名外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。分遣亲王大臣及俊才出洋，其游历外国者，不得当官任政。[31]将制定宪法和历史上的类似做法相联系，酌定宪法，如周人之悬象魏，如后世之修会典。结语 自晚清起，源于西学的军舰、火车、洋枪和电报，使得康有为的前辈们认识到闭关锁国已经行不通了。

(2)澳门《知新报》第44期，标题为南海康工部为胶州事条陈折，刊行时间为1898年3月20日。[64]然而郑之洪不同意房德邻的上述观点，他以《日本变政考》和《波兰分灭记》以及其他奏折为依据，认为房德邻的这一解释缺乏史实依据，此处宪法一词即特指君主立宪的宪法。康同薇认为，士气关系国家强弱，美、英、德、日等国之所以强盛，是因为士气之振，而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，正是由于士气不振。1.进呈图书 在戊戌变法正式开始前，康有为便已经着手写书、编书和译书，等待进呈时机。

1.康同薇 康同薇是康有为的长女，受康有为译书报国思想的影响，自幼学习英语和日语，协助康有为编译《日本变政考》。康有为有时并列使用宪法和律例，采择万国律例，定宪法公私之分。

上述情况意味着，康有为是从近代意义上理解宪法的，康有为所使用的宪法一词，其内涵确定，外延明确。[59]参见周威：‘王韬首次使用宪法一词论辨伪，《行政法论丛》2018年第2期，第114128页。

[81]康有为：中华帝国宪政会歌，同注[7]，《康有为全集》，第12集，第393页。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，同注[7]，《康有为全集》，第10集，第38页。《我史》是康有为在1899年初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，其中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部分的记载为： 十二月，重游广西，与羽子兄偕镜函偕行。(6)草宪法既定，上之波王。茅海建猜测，康(指康有为——引者注)所撰《日本书目志》并不是靠其收藏之书，很可能是依据日本某一图书馆的馆藏和文图书目录，或者是依据大量日本出版商的广告。四、康有为将舶来的宪法一词融入中国传统文化 如前所述，在中国宪法学的萌芽时期，康有为有关宪法的表述明显地超越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和报刊。

[48]康有为：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折，同注[7]，《康有为全集》，第4集，第75页。[3]陈华新：康有为与《日本变政考》的几个问题，《近代史研究》1984年第2期，第176~197页。

2.王韬 也有部分宪法学教科书认为，首次使用宪法一词的学者并非郑观应，而是王韬，其时间为1871年，此观点的持论出处是《法国志略》一书。(5)国会之最有名者兹矮木修正宪法。

使用宪法一词的《上清帝第五书》几乎同时发表于多家报刊，意味着这是康有为及其弟子有意为之，积极地利用近代报刊传播维新变法思想。李光懿、马绍红主编：《宪法学》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10页。

对此主要有两派观点：一派持肯定的观点，相当多的宪法学教科书和宪法学论文都认为，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提出了立宪法的主张，[1]此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是《戊戌奏稿》收录的《请定立宪开国会折》。(四)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宪法观 1897年1月至1898年9月戊戌变法期间，康有为在《日本变政考》中使用宪法一词57次，在《日本书目志》中使用47次，在《上清帝第五书》[9]中使用1次，在《波兰分灭记》中使用9次，在另外四份奏折中各使用1次，合计共使用118次。《西国近事汇编》1887年第2册和1888年第4册使用宪法一词共4次。结合前述情况，应将康有为《日本书目志》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定为1897年6月。

集群材咨问以广圣听，求天下上书以通下情。有关康有为宪法思想的论述已有很多，根据利用中国知网的检索，可发现专门讨论康有为的著作约有240种，除专门讨论其书法成就者外，绝大部分的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论及康有为的宪法思想。

明定国是，与海内更始。康有为称宪法为永远不磨之宝典者，[25] 典字本身就有成文的含义。

事实上，《申报》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不仅早于《西国近事汇编》，而且其使用宪法一词的次数也远多于《西国近事汇编》，[55]尤其是1889年的《申报》使用宪法一词达10次，而明治宪法正是颁布于1889年。根据这118次的使用情况，可将康有为的早期宪法观概括为如下十大方面： 1.宪法对于国家的意义方面。

农历的光绪二十二年的最后一天并非公元1896年12月31日，而是1897年1月30日。梁启超在《大同译书局叙例》和《读〈日本书目志〉书后》中使用的宪法一词，无论从内容上，还是从标题上，都能看出其与康有为的《日本书目志》有直接的渊源关系。比如，他在《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》中提到：制《春秋》之义，如各国之立宪法，制定而为后世所率由也。[60]参见周威：黄遵宪使用宪法语词考，《日本研究》2016年第3期，第6372页。

笔者在先前的研究中认为，这两种观点均有值得商榷之处。正是由于《十七条宪法》在日本社会的广泛影响及其成文法特征，在近代意义的宪法一词出现以前，宪法一词就出现在日本官方文件中，德川幕府时期出现以宪法部类、宪法类集命名的法令集，明治五年政府出版《宪法类编》，明治七年太政官制定《议院宪法》。

[15]康有为：上清帝第五书，同注[7]，《康有为全集》，第4集，第5页。宪法一词作为舶来品，借此机会逐渐传播于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。

康同薇独立使用宪法一词，是在其所撰写的《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》一文当中。为此，他不断寻找机会，进呈图书，撰写奏折。